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别了,我的小城电影院

别了,我的小城电影院摘要: 8月9日,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,江苏无锡电影院、演出剧院暂停营业。图为海岸影城的工作人员在影厅内开展消杀工作。 视觉中国供图 通辽市的太平洋商业广场。 李雯博/摄...

8月9日,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,江苏无锡电影院、演出剧院暂停营业。图为海岸影城的工作人员在影厅内开展消杀工作。 视觉中国供图

通辽市的太平洋商业广场。 李雯博/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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詹贺春工作过的电影院如今停业拆除。 受访者供图

詹贺春在北京担任“明星护卫”时的工作照。 受访者供图

不久前,25岁的小伙詹贺春心血来潮,想去探望“前任”,结果发现,“前任”没了。

在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,詹贺春曾担任一家电影院的经理。半年前他辞职去创业,没过几个月,他工作过的那家电影院倒闭了,生卒年,2015-2021。

再次见面时,詹贺春几乎认不出他的“宝贝儿”了——特意布置的饮料柜、精心设计的LED装饰灯、一号厅由70多个喇叭组成的环绕音响设备……全找不到了。他站在一片残砖碎瓦前,空气中再无一丝爆米花的甜腻香气。

詹贺春记得,曾有外卖小哥把孩子送进电影院,出门去工作;有年轻人捧着奶茶等恋人;有穿着校服的初中生成群结队地来买票……最享受的还是他自己,负责电影院的排片、策划和运营,预测票房,“活跃在一个年轻人比较集中的圈子,属于服务行业里思想比较领先的,很幸运”。

1996年出生的詹贺春,小时候没怎么看过电影。在他的印象中,2000年以后,通辽还只有一家东方红影剧院。小学生的新年晚会、机关单位的文艺汇演、民众喜爱的东北“二人转”都在这家剧院里上演,算是小城文化中心,可剧院不常放电影。受家庭经济条件的限制,作为95后,詹贺春只在学校活动中看过《地道战》。

中专毕业后,他开始打工,自称当过木匠,也拥有过“餐厅传菜部部长”“前台经理”和“医院市场部主任”等头衔。2015年,他到北京“见世面”,因为没钱,他下了火车,从北京北站走到工人体育场。联系好的“用人单位”让他先交押金,他交不出,“幸好没钱,没钱就不会被骗”。在北京,他当过企业保安,加入过“明星护卫队”,他还尝试着,自己拍摄、剪辑视频,“该见的都见过了,生活也没有好太多”。

2017年,家乡的朋友打来电话,介绍了一份通辽影城的工作,詹贺春就此离开了北京天通苑的那间小小的地下室。

这一年的通辽已经有搜秀、中影、万达和万达欧亚店4家影院,詹贺春最初在一家影院负责巡厅、检票,监控影片放映的质量和音效。做了一年,他又得到了一个新的机会,通辽太平洋广场要翻新一家影院,需要经理。

太平洋广场曾拥有通辽市最早的大型购物超市“进前佳”,每到节假日,人们总要拖家带口地进去消费一番。后来,“大润发”“沃尔玛”都开起来了,更宽敞,更整洁,停车场更大。东西贵一点儿,大家也都消费得起。慢慢地,“进前佳”落寞了,太平洋广场也失去了热度,但詹贺春还是对电影院充满期待。

“当时我们的硬件,除了比不过IMAX,一号厅的双机位在整个通辽市包括五旗二县里都是最厉害的。”他回忆,“杜比全景声音效”设备光音响就有70多部,放映机足够应付“五百人大厅”,“放我们这里都有点屈才了”。作为一个“见过大世面”的“电影人”,詹贺春甚至想装中国巨幕,但影城的空间太小,总共只有4个放映厅,那些“厉害的想法”不了了之。

电影院开业以后,詹贺春为《唐人街探案》《流浪地球》《红海行动》《你好,李焕英》排过片。每逢新电影上映,他就忍不住猜测,谁会成为下一个票房冠军。

在这座被财经机构评为“五线城市”的小城里,影院经理詹贺春是一个“漫威”影迷。他喜欢好莱坞大片《金刚狼》,用MARVEL字样的手机壳。

“我多想穿越时空,去当时的大城市感受一下,比如去上海看《复仇者联盟4》的首映。”他感慨,“我在抖音上看到中国首映场的尖叫,其实每一次欢呼我都跟得上,我特别想一起尖叫。”

这部影片在通辽上映时,詹贺春自掏腰包,请来30多个亲戚朋友观影,营造气氛:“我们要吃爆米花,要喝可乐,他们一定要坐在我周围!”

超级英雄大片给了他英雄梦,他也喜欢《红海行动》《八佰》这些爱国主义影片,他的微信名叫“曾母暗沙”。“它在我们国家最南边,像是中国的小南天门,那是我心中的一个信仰。”

2019年,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建国70周年大庆,詹贺春约朋友到北京感受国庆的气氛,订购了《我和我的祖国》零点首映场电影票。

詹贺春记得,9月30日晚上11点多,首都所有的娱乐场所都暂停营业了,只有影城还开着,通州万达影城周围的街区挤满了等待零点首映场的民众。他和朋友找了家餐厅,点了饺子、鱼和雪花干啤,聊着在北京做保安时近距离观看阅兵式的激动和骄傲。等到电影开映,播放到五星红旗升起时,观众们开始无声却用力地摇动手中的国旗。

“这就是电影的力量!”詹贺春被深深地震撼了,“无论影片是2D还是3D、4D或IMAX,都是手机和家庭观影不能替代的。一部好电影,最好的欣赏方式就是走到电影院,感受大银幕的表现力和沉浸感。但在现实中,很多人已经不愿意去电影院了,我们做过数据调查,咱们通辽地区有95%的市民从未到电影院看过电影。”

通辽紧邻东北地区,文化有相融之处,詹贺春经营影院发现,喜剧类影片最受本地观众欢迎,“整个东北对喜剧类电影的消费要比南方多10%”,所以影院会多排喜剧片。特效电影则不受“老龄化”观众群体的欢迎,排片少。

作为电影院经理和电影爱好者,詹贺春渴望观众的到来。他痛恨自媒体和一些社交平台发布的“新片解说”或“片段精剪”视频,“不只是为了院线的利益,保护版权才能保护电影的未来”。

2018年接手电影院时,詹贺春尝试过装修“大城市才有的概念厅”,也想过打通整个商业中心,做出“大影城”,但最终,面对着跳不动的系统票房数据,他离开了。

天眼查App数据显示,截至2021年8月6日,2020年以来我国企业名称或经营范围含“影院、影城、电影放映”的影院相关企业注销数量近4000家。詹贺春的电影院在这波不幸的浪潮里没能幸免。

市民王彦明(化名)记得上一次见詹贺春的情景,电影院还在,他用手费力拨开厚重的飞着毛边儿的军绿色门帘,走进太平洋广场大厅,左手边是一家回收首饰加修表的小铺子,玻璃柜台里金光闪闪;右手边是倒腾古玩的小店,20来岁的伙计倚在转椅上,手指划拉着鱼缸里的鱼苗。这样的场景好像十年来都没有变过。

如今,詹贺春和朋友经营着自己的影视工作室,拍婚庆视频和网络短片等,也给通辽的交警拍过宣传片,帮公安拍过反电信诈骗短片,帮城管记录不被人理解但辛苦的日常工作。在他看来,影像是对生活的二次诉说,他想通过细节,传递更多的真实和美好。

不久前的一天,他忙完忽然想起电影院。“我当年没事儿总喜欢在各个厅溜达,哎呀一厅是亲儿子,是宝贝大儿子,气派地坐在大厅中间,环顾四周,真的太享受了。”

如今这一切都消失了,詹贺春想,如果在梦里遇到这种事情,他肯定要大哭一场,现实中,他眼泪打转,直到离开时,他也没哭出来,只是长叹了一声。

詹贺春的电影院没了,但他的“电影”没有下映,他想通过自己的努力,让当红明星来通辽宣传影片,让喜欢的乐队来演出,联合离得不远的网红四平公安为通辽公安拍片。他想有一天坐进放映厅,看到自己导演的电影。

(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非虚构写作工作坊对本文亦有贡献)

刘淇 来源:中国青年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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